2021乡村振兴促进法  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2篇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下面是查字典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1乡村振兴促进法  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2篇，欢迎阅读。

　　2021乡村振兴促进法 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一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更加注重品质和效益，消费内涵进一步拓展到在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多层面协同提升的更深层次。在乡村振兴中，不断改善农村居民消费质量，更好地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有利于使农民消费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民收入持续提高，农村消费环境逐步改善，农村消费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但农村发展仍不充分，农村消费升级遇到瓶颈，严重影响了农民消费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提升。第一，农村市场供需结构失衡较为严重，一些地方农民就业增收和农村消费渠道不畅、消费结构不尽合理，农民对商品和服务质量获得感不足。第二，农村消费条件便捷度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与城市差距较大，消费体验和消费满意度较低，农民精神幸福感短板明显。第三，乡村治理体制与法治建设滞后，农村消费环境监管和维权难，农民法治与维权意识低，农民消费安全感较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为如何提升农民消费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供了新思路。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妥善解决好农民消费问题。

　　加快产业振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农民收入与丰富农村市场产品供给。在农村，供给侧结构失衡的矛盾在于农产品进城和工业服务商品下乡都存在市场供需的结构失衡。首先，振兴农村产业，为农民消费提供持续稳定的收入基础。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的激励机制，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加强新型职业农民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从而推动农业向经营集约化、生产多样化、发展可持续、产出高质量转变，并最终实现农民增收、生活富裕。其次，提高农村市场化程度，为农村提供有针对性、高质量的产品供给。通过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高工业和商业企业对农民需求变化的敏感度，并且优化乡村物流体系，为工业服务业产品下乡提供基础。

　　推进“生态宜居”乡村建设，改善消费体验，提升农民消费满意度。“生态宜居”乡村不仅需要绿水青山，也需要便利的生活条件和完善均等的社会公共服务。首先，通过优化基础设施，提高消费便捷度。在进一步对乡村电力扩容、道路拓宽的同时，大力推进乡村网络通信设施的建设和商贸流通中心与超市在农村的布局，为农民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方式转变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其次，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满足深层次需求提供保障。通过完善乡镇政府对公共财政资源的分配使用机制，以及优化市场对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机制，提高农民与城市居民在享受公共服务机会和结果上的公平性，为满足农民对民主、法治等深层次需求创造条件。

　　大力促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与法治乡村建设，形成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没有良好的乡村治理体系与法治建设，农民就没有舒心、放心的消费体验，也不会有较高的消费满意度和社会安全感。一方面，需要创新治理方式和途径，为农民舒心消费创造条件。着重推进以法治为保障、以德治为引领、以自治为核心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突出农民主体地位，形成社会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另一方面，以法治构筑安全消费的保护网，创造放心的消费环境。宣传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完善农村市场监管体制，增强经营者守法、合法、诚信经营观念，提高农民法治和维权意识，切实保障农民消费权益。

　　2021乡村振兴促进法 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二

　　让村干部成为乡村振兴的坚实力量

　　“村子强不强，要看领头羊。”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要完善党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机制，并强调：“党政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作为处在乡村振兴第一线最基础、最坚实的力量，包括村书记在内的村级干部们的一举一动，切实关系着乡村振兴战略能否落地落实、惠及百姓。近日，课题组依托“百村观察”平台，对31个省(区、市)的3844位农户就“当前我国农村干群关系现状”开展了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

　　当前农村干群“连心”的三大要素

　　探析当前影响农村干群关系评价的因素，进一步和谐与密切干群关系，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大任务。

　　村庄民主管理建设。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是完善村民自治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干群关系和谐的重要途径。首先，考察村庄民主管理组织建设与干群关系评价间的联系，数据显示，当村庄有理财小组或监委会时，农民认为干群关系好的比例为73.59%，明显高于没有理财小组或监委会时的比例(56.11%)。可见，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村庄民主管理组织越健全，农民对干群关系评价越好，政治功能发挥也越积极。

　　其次，考察村庄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与干群关系评价间的联系。以两项制度为例说明：一是村务公开制度。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村庄财务越公开，农民对干群关系评价越积极，当村庄村务财务公开时，农民认为干群关系好的比例超过七成，为71.01%。二是民主评议制度。调查结果显示，在有民主评议村干部制度的村庄中，农民对干群关系的评价最高，比例为74.93%;没有民主评议村干部制度的村庄，比例为55.78%，低于前者近18个百分点。总体来说，村庄民主管理制度越完善，农民对干群关系的评价越正面。

　　干部自身能力素质。农村基层干部是促进乡村发展的先锋队与排头兵，农民对当地政府满意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能力与素质高低。调查显示，当村民选择服务群众的好人担任村干部时，认为干群关系好的比例最高，为73.99%;当选择带头致富的能人为村干部时，认为好的比例是60.26%;当选择公正廉明的强人和谨守本分的老实人为村干部时，其比例分别为59.91%和43.86%。可见，干部自身素质不同，村民对干群关系的评价也不尽相同。

　　考察村干部工作能力对干群关系评价产生的影响发现，当村民认为村干部工作做得比较好时，评价干群关系好的比例为88.36%;当农民认为村干部工作做得非常好时，评价干群关系好的比例为96.67%，较前者多出8.31个百分点。由此看出，村干部工作能力越强，村民对干群关系的评价越好，二者呈现明显的正相关性。

　　村民参与管理水平。判断乡村振兴的措施行不行得通，关键是看农民高不高兴、愿不愿意参与，农民的意愿和参与往往决定一项工作的成败，也决定了干群关系是否和谐。通过考察“农民是否关注村务和财务公开”发现，当农民关注村务和财务公开时，认为干群关系好的比例为76.06%;当农民不关注时，比例为57.4%，低于前者18.66个百分点。可见，农民参与村庄民主管理的现状与干群关系评价间具有相关性，其参与村庄管理程度越深，干群关系越好。

　　当今农村普遍存在两种农民参与不力的现象：一是参与村级建设不足。具体来说，不少农民群众有“等靠要”思想，将自家经济贫弱和村庄发展不善简单归咎于村级资源孱弱、村干部带头不力。二是参与村级治理不足。对于一些侵犯村级利益的村干部，部分村民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视而不见，纵容甚至助长了不正之风。可见，激发农民的主体参与意识是促进农村基层治理步入良性发展的必要之举。

　　加强村干部队伍建设的若干建议

　　实现乡村振兴，不仅需要基层干部的大力引导，更需要农民群众的通力配合。只有干群一心，构建起和谐、密切、有温度的干群关系，才能为乡村振兴汇聚起强大力量。

　　健全基层民主制度，优化村庄管理氛围。一方面要加强组织制度建设，保证干群信息畅通。加快建立农村经济组织、监督组织、信息沟通等基础性组织，加强农村群众与基层干部、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等主体间的协商。制度上，要完善基层决策协商民主程序，增加民情反馈程序，杜绝不良村干部的垄断、专权行为。另一方面要健全管理制度建设，推动工作有序开展。积极落实村干部值班制度、集中办公制度、民生事务代办制度，切实做到“急事有人办”“难事集中办”“小事身边办”，推动农村各项工作顺利有序开展，坚持做到值班不缺位、干群不离心。同时，通过引进“互联网+”的智能化新方式，创新党务、村务、财务的“三务”公开制度，保障干群沟通更便捷、更高效、更合意。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筑牢基层服务力量。首先，贯彻学习中央精神，提高工作服务能力。以行政村或村小组为单位，以村党支部“第一书记”为抓手，采用“村党支部会议、党员干部培训、村支书考核”的综合考察方式，着力提高村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业务工作水平和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能力。其次，重视教育技术培训，提高引领致富能力。依托“农家课堂”“科技培训会”等对农村干部进行现代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培养并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扶农民的基层工作队伍，提高农村干部发展致富、引领致富的能力。再次，选拔专业本土人才，强化干部队伍建设。培训、选拔和支持优秀的农村实用人才、回村能人等加入村级管理，配以定期的工作指导，一方面发挥他们的专业知识优势，另一方面充实村干部后备队伍，为乡村振兴提供充足、持续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提高村民参与能力，力破干群关系壁垒。一是广搭信息交流平台，延伸村民参与触角。以村民小组为单位组建村民微信群，由村组干部将乡镇、村级的政策宣传、公共服务、就业创业等各类便民信息转发至村民微信群，做到信息传达“零障碍”。利用微信群召开线上村民会议，及时了解热点、难点问题，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实现干群“零距离”。二是培养村民参与意识，引导参与公共事务。从思想上启发村民积极参与村级公共事务，分担治理责任，通过宣传、示范和奖励等多种方式引导村民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会组织，由“要我参与”转为“我要参与”，激发农民的“活力因子”;从行动上加强农民参与的资源投入建设，保证农民参与的物质基础，重视村民的意见和建议，切实保障村民参与的权利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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