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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家风故事 红色家风故事征文400字左右最新【优秀五篇】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为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重要指示精神，用好红色资源、讲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红色家风故事。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红色家风故事，供大家参考借鉴，欢迎阅读与收藏，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红色家风故事1
朱德：“德”字贯穿朱家家风，教育儿子不当干部当工人
朱德唯一的儿子朱琦是抗战干部，在前线作战中因腿部中弹致残，曾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队列科科长。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朱德在百忙中见到了朱琦和儿媳，非常高兴。谈话中，朱德问：“土改工作结束后，你们有什么打算?”朱琦表示想去铁路工作。朱德说，你到铁路不能当官，要从工人学起。于是，团级干部朱琦到石家庄铁路局当了工人，先当铁路练习生学技术，然后当火车司炉，3年后当火车副司机、司机。后来朱琦调到天津铁路局，虽然担负一定的领导工作，仍经常驾驶机车。有一天，他回家说，我见到爹爹了。朱琦的夫人问“在哪里?”朱琦高兴地说，“在我开的火车上。”
“忠诚，厚道，勤奋，努力”，从小就在爷爷朱德身边生活的全国政协委员、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朱和平，对爷爷的品德，他耳濡目染。朱和平说：“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风格，对一个人的影响也是终生的，这八个字就是朱家的家风，贯穿其中的是一个德字。”
朱和平说，朱家祖祖代代都是农民，到爷爷这一代是晚清时期，已经成为了佃农，也就是完全的“打工族”，十分穷苦。爷爷曾在一篇文章写到，即便如此，他的母亲还能省下一点粮食去救济人，家人非常善良。他说，爷爷出生在这么穷困的家庭里，上学开始就身无分文，一个“打工族”在30岁时就当上了少将，“他就是农民工成才的榜样”。而在高官厚禄的情况下，抛弃一切，投身共产党，更需要极强的理想信念与意志品格。
焦裕禄：热爱劳动、艰苦朴素、不搞特殊化
在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眼中，焦门家风是这样的——
要热爱劳动，不能不劳而获，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焦裕禄一有时间就领着孩子们去劳动，参加小秋收，参加拾麦穗，把收到的这些东西全部让它颗粒归仓。那时候生活艰难，焦裕禄就领着孩子们房前屋后种瓜种豆，在吃不上肉的年代，到处都是草，就领着孩子们养了一群小兔子，既增添了生活乐趣，又体会了劳动的艰辛。
要艰苦朴素，不能跟别人比吃比穿，要比就比学习比进步。那个时候，焦裕禄孩子们的衣服都是大的穿了小的穿，小的穿了再小的穿，一直到它不能穿。毛主席接见的时候，焦守云穿的是一件姐姐穿小了的衣服，而且袖子上补丁摞补丁。焦裕禄平时对孩子们的要求很严，笔记本要换的话，一定要让他看，非得正面、反面都写了，才给换一本。铅笔一直用到捏不住了，焦裕禄再做一个铁皮的小圆筒，套在铅笔上，就这样一直把它用到最后，实在是不能用了再扔掉。
领导干部的家属孩子不搞特殊化。焦裕禄对妻子要求很严，不能收受任何东西，公家的东西，一分也不能占。当年就因为妻子到食堂提了一壶开水，他就说了她一顿：“人家大老远把水拉回来，你去提了用，你可是方便了。你知道嘛，你是县委书记的老婆，你不能带头破坏了办公的秩序。”因为这一壶水，他做了一个决定，所有住在县委大院的家属全部搬出去。焦家的第二代、第三代，谁也没有搞特殊化。
杨善洲：不让子女沾光，也不给亲戚开“绿灯”
一天，一位亲戚到地委机关找杨善洲：“大哥，你现在说话办事都管用，把我爱人、小孩从乡下调进城里吧!只求你这么一次。”杨善洲笑了：“唉，我这个共产党的干部可真不好当，办私事的都把我包围了……”他对这位亲戚说：“我手中是有权，但它是党和人民的，它只能老老实实用来办公事。”多少年来，杨善洲把后门关得紧紧的，从没批过一张违背原则的条子，没打过一个“后门”电话。杨善洲锁紧了权力的“阀门”，关闭欲望“禁区”，在平凡与简单中，赢得了百姓的敬仰。
杨善洲在担任施甸县委书记时，曾多次谢绝组织好意，没有将家人转为城镇户口。如今，大女儿仍在家务农，二女儿、三女儿分别是小学教师和烟草公司的普通员工。“现在，只要我想起爸爸，浮现在眼前的，就是矗立在他埋骨之地的那棵参天大树，他没有弯下腰，把妈妈和我们姐妹护卫在怀抱里，而是张开双臂，为老百姓遮风挡雨了一辈子。”女儿杨惠兰说。
老一辈革命家的家教、家风故事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它们告诫党员干部：只有廉洁公正、摒弃私心，才能把政府和人民群众的信任，变成为国家奉献、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我们要把这些优良传统继承好、发扬好，让它们成为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
红色家风故事2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为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重要指示精神，用好红色资源、讲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红色家风故事，涪陵区妇联特别推出“初心向党-红色家风故事汇”特别展播，秀出优良家风，讲出动人故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今天展播的是：生做坚强仕,死为精忠魂——钟善辅。
钟善辅，原名钟世铭，涪陵罗云人，1900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钟相池，早年就读于成都蚕丝学校，崇拜康梁维新，向往实业救国。钟善辅自幼勤奋，聪颖好学，童年在私塾念书，1917年他在大哥钟伯良的帮助下, 同大妹钟亚弦一起到成都求学，入读成都警监专门学校。
钟善辅在成都求学期间，“十月革命”的消息传来, 使他受到很大震动。1919年“五四”运动蓬勃开展, 传播了新文化、新思想, 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席卷全国。受此影响，他开始参加革命活动。
1920年，钟善辅加入王右木创办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后来，在王右木的组织领导下，正式在成都成立了四川第一个团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四川支部，钟善辅被选为候补委员，他的妹妹钟亚弦作为成都最早的女团员，被大会安排负责妇女工作。1923年11月，钟善辅由王右木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钟善辅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更加活跃在成都市工人运动的政治舞台上，他与刘亚雄受党组织委托挑起领导成都地区工人运动的重担，组织罢工斗争，组建了成都市工会，建立起了42个基层工会，会员达4万多人。在重庆“三·三一”惨案，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钟善辅面对极端险恶环境，在成都市工会印盒上镌刻下“生做坚强仕，死为精忠魂”誓言。
在成都工人运动轰轰烈烈的同时，钟善辅也利用返乡探亲的机会发动农民开展农民运动。他在1926返乡探亲之际在罗云文昌宫小学举办青年农民夜校，先后发展进步青年教师李焕堂、刘伏洋、尹觐阳以及青年农民黄伯川、李俊卿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涪陵县内最早的党组织——中共罗云支部，成为涪陵地方党组织的创建人。1928年春，钟善辅再次返回涪陵罗云组织春荒暴动，为罗云“土地会”壮大和起义，以及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9年秋，钟善辅携妻子李竹筼(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按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来到丰都县适存女子中学，以任训导主任兼语文教师为掩护，与县委书记杜桴生(杜桴生调走后，钟善辅接任县委书记)、副书记朱房淮、县团委书记熊达士等密切合作，开展地下党活动，组建丰都党组织。在省军委书记李鸣珂的亲自布置下，不久钟善辅赶到涪陵，与县委书记兼川东军委委员苟良歌等同志，积极筹划策动刘湘所属郭汝栋部二十军的兵变工作。
1930年4月，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在罗云成立时，钟善辅担任后勤和策应工作。此时，丰都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军阀陈兰亭率部加紧对革命力量残酷镇压，公开叫嚣“北京、上海可以杀学生，丰都也可以杀”，将矛头直指钟善辅领导的学生运动。钟善辅毫不畏惧，秘密组织学生和工人准备进行“五一”大游行，以策应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的行动。没想到，这个消息被叛徒出卖，钟善辅立即召集县委成员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暂时取消这次公开游行，转入地下斗争。然而，敌人早已发现了钟善辅的行踪，已秘密跟踪多日。
4月30日晚，钟善辅和共青团丰都县委书记熊达士在一起研究工作至次日凌晨。突然，一百多名全副武装的军警把丰都中学围得水泄不通，钟善辅和熊达士同时被捕。敌人先用煤油灌进钟善辅嘴里，再用铁丝穿过两个拇指头把他吊起来，拇指关节折断了，又上夹板吊打。钟善辅受尽酷刑，被敌人折磨得死去活来，但穷凶极恶的敌人只得到他斩钉截铁的回答：“砍断我的头颅，也休想从我身上得到你们需要的片言只字!”
5月4日上午，敌人将钟善辅和熊达士同时杀害于丰都县城商业场口。临刑的前一天晚上，钟善辅在留给妻子的茶盘上留刻下了“马列能救国，共产始业成，强暴皆不惧，恶妖得消灭”的铮铮誓言。临刑前，钟善辅冲着行刑官员喝道：“我们革命成功时，对你们还不是要这么办!”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激越口号声中，钟善辅壮烈牺牲，时年31岁。
1957年2月，钟善辅家属收到落款为“毛泽东”的烈士证书。证书里称赞钟善辅“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红色家风故事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百年史诗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的成功密码，也是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宝贵财富。
以史为鉴，重温百年奋斗史诗。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赓续党的精神血脉。今天，《党课开讲啦》专栏推出红色家风故事——《周恩来：人生赖奋斗而存》。
周恩来(1898～1976)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
楚3C我与我的家乡
铁仙四哥嫂：
相别几近三十年，一朝晤对，幸何如之。旧社会日趋没落，吾家亦同此命运，理有固然，宁庸回恋。惟人生赖奋斗而存，兄嫂此来，弟处他人檐下，实无可为助。倘在苏北，或可引兄嫂入生产之途，今则只能以弟应得之公家补助金五万元，送兄嫂作归途费用，敢希收纳。目前局势，正在变化万端，兄嫂宜即返扬，俾免六伯父悬念。弟正值万忙之中，无法再谋一面，设大局能转危为安，或有机缘再见，届时亦当劝兄嫂作生产计也。
匆匆函告，恕不一一。顺颂旅安，并祈代向六伯父问候安好为恳。
七弟 拜启
弟妹附笔
六月是一日
这是周恩来1946年6月11日写给四哥周恩夔的一封信。周恩来在家中排行第七，故以“七弟”落款。1946年5月间，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与国民党方面展开和平谈判。
周恩夔得知阔别三十年之久的“七弟”在南京后，特意从扬州赶到南京中共代表团居住的梅园新村，希望能与周恩来见上一面。据周恩夔的妻子陆淑珍日后回忆，1946年6月11日，他们如愿在梅园新村见到了周恩来夫妇，还一起吃了中饭，“添饭都是恩来添，但是添得很少，吃了再添，就这样边吃边谈，大家都很高兴”。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梅园新村三十号院内
本来约定当天晚上，周恩来到他们下榻的旅馆再聚谈，但最终未能成行，周恩来的秘书到旅馆将这封信及五万元转交给了他们。其实，中共代表团成员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国民党方面的监视，形势十分复杂，亲人团聚也不得不因此而中止。
在这封信中，周恩来对“四哥”介绍工作的要求表示了拒绝，告诉他们“人生赖奋斗而存”，希望他们能自寻工作。“人生赖奋斗而存”，多么朴素的一句话，不仅与传统文化自强不息的观念相吻合，也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获得这封信后，周恩夔夫妇精心保存，周恩夔1947年在《苏北日报》找到了一份校对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扬州市人民教育图书馆工作。
红色家风故事4
杨殷，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是省港大罢工的重要领导者之一、1927年广州起义的组织发动者之一，也是中共早期情报和保卫工作领导人之一。早年加入同盟会，1917年，担任孙中山卫队副官兼大元帅府参军处参谋。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组织工人运动、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9年，因白鑫出卖，杨殷与澎湃等人在上海被捕。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杨殷出生于华侨家庭，从小就受父亲“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的教导，喜欢听文天祥过零丁洋、林则徐禁烟等故事，更受邻居孙中山及堂叔杨鹤龄等的影响，对祖国、对民众具有强烈的爱心和责任感。
发妻李庆梅病逝后，杨殷疼爱儿女，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不因少见面而疏于教育。国共合作时期，因工作需要，杨殷将万福路的住所设为联络机关，把大女爱兰和二子民皓从澳门妻舅处接到广州来同住了一段时间，组织上调平姐和权叔以佣人的身份作掩护。
虽然杨殷家境殷实，但他的钱财全都用在革命需要的刀刃上，家里只是粗茶淡饭，从不多花一分钱。有一次，杨殷的妻舅从北京托人带来一只金华火腿。当晚，小民皓为等爸爸回来，不肯睡觉。因有重要会议，平姐就说：“你们乖乖睡觉，明天就有火腿吃。”
好久没闻肉腥味的姐弟俩一听有好吃的，就很听话的睡觉去了。次晨爱兰醒来，脸还没洗就吵着要吃火腿，听到已经让客人吃了，她哭道：“这是舅舅送来的，为什么一点都不留给我们?”
杨殷知道此事后，便给爱兰讲了一番如何做人的道理：“叔叔伯伯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劳动者。他们辛苦做工为社会创造了很多很多的财富，但收入低微，根本吃不起那么贵的东西。‘劳动者最光荣’，既然有尊贵的客人来了，就要拿最好的东西来招待。你没吃上金华火腿，以后长大了，靠自己双手劳动所得买来吃，吃起来不是会更香的吗?”
其实那么大一只金华火腿，要多少人才能一顿把它吃完?在那个年代，金华火腿是十分昂贵的食品，杨殷哪舍得吃，早就把它变换成组织的活动经费了。
杨殷一直惦记儿女的成长，到上海工作以后，还曾写信再三叮嘱女儿爱兰：“你年纪已长，各事不能像从前那样。除读书外，各事不可沾染。打牌、闲游、看戏等尤万不可做。用钱要省，须知留得文钱，亦可于无钱时应用，切不可为了要面子，就可多用几块钱，这是青年人最要不得的事情。穿衣尤须朴实，与人来往要谨慎……有信可交催哥带来，以省邮费。”
“我以有这样的革命父亲为荣。因为他很慈爱但对我们要求很严格。” 爱兰牢记父亲的话，清清白白做人，勤勤恳恳做事。“我一直按着爸爸的教导去做，自食其力，从没给组织增添麻烦。丈夫去世时我才44岁，带好儿女，抚育他们成人就是我的本分。9个儿女个个自食其力，是我最大的安慰。我退休时国家还很困难，自己就不领退休金，到香港打工养活自己，一直干到79岁。”
与父亲一起生活的这三年，尽管相处的时间是那么的短暂，却是女儿的永恒记忆。而他那坚毅挺拔的脊梁，则是儿孙们做人的准则和精神支柱。
红色家风故事5
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好家风是决定人生命运的精神财富，在培育良好家风方面，老一辈川籍革命家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邓小平家风：无私才能无畏
邓小平的长女邓林在一次接受报社采访时总结邓小平留下的家风就是“无私才能无畏”，并描述邓小平平时在家里说话不多，但说出来就切中要害，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影响家人成长。
邓小平的一生充满了波折，他总结自己时用了“三落三起”一词。他在“三落”中能无所畏惧，并迅速实现“三起”，必定包含着一种精神的支撑，这种精神就是邓小平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也就是邓林后来总结的：“无私才能无畏”的精神品格。这种精神品格在长期潜移默化中成为邓小平的家风，正如邓林总结的：“在风浪中沉浮，在困境中磨炼，欢乐和痛苦，都已成为我心中无价的财富。”邓朴方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受父亲邓小平的牵连，也被错误批斗，并致残。“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在照顾邓朴方生活的同时，始终勉励和支持邓朴方继续学习科学技术，以便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其核心思想是“无私才能无畏”。
《邓小平年谱》也记载邓小平的家庭教育思想。在1993年1月3日这天上午，89岁的邓小平给孙辈们说：“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我十六岁时还没有你们的文化水平，没有你们那么多的现代知识，是靠自己学，在实际工作中学，自己锻炼出来的。十六七岁就上台演讲，在法国一待就是五年，那时话都不懂，还不是靠锻炼。你们要学点本事为国家作贡献。大本事没有，小本事、中本事总要靠自己去锻炼。”这些质朴深刻的语言背后是他要将“无私才能无畏”的思想一代代传承下去。
朱德家风：立德树人，勤俭持家
朱德是四川走出的另一位伟人。朴素是朱德给人最直观的个性特点。这一特点也成为了朱德家风内容的核心，朱德元帅的孙子朱和平用“立德树人，勤俭持家”八个字总结朱德元帅留下的家风传承。
在家人眼中，朱德坚持自己的事自己做，并教育孩子要自己做事，从洗衣服、洗袜子这些小事开始，不许他们养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习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德同志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要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子孙辈与他一同生活时，朱德要求他们不要有特殊思想，不要觉得高人一等，群众怎样生活，他们就怎样生活，并特别训示说：“生活上你们要自力更生，不要依靠我，也不要靠我去当官”，“一定要靠自己的才能和实干为国家作出贡献”。
朱德家风不仅影响自己的家庭，他还以此约束自己的亲属。出于感恩当年兄弟姐妹们凑钱供他读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德同志让他们各送一个孩子来北京上学。计划经济时代，朱德家一下就多了十几个孩子，生活压力陡增。朱德元帅没有公开自己的困难，还多次主动要求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给自己降薪，同时他自己开垦了一块地种菜，带着孩子们拿着锄头、铁锹、盆、桶去劳动，自己动手解决粮食难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德先后6次回到自己的家乡四川，并回过一次出生地——仪陇县。朱德同志回仪陇期间轻车简行，要求随从不给群众和基层添麻烦。他取消了家乡干部出于爱戴而为他举办的展览，指示用办展览的地方建一所小学让娃娃们读书。朱德还指示当地干部要根据山区资源禀赋，发展山区经济，自力更生，“不能光伸手向外要”。离开仪陇前，朱德同志特别提出：“希望仪陇要多给国家作贡献!”
吴玉章家风：事事莫存虚体面，行行当立好规模
出生于四川荣县的吴玉章是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时期，吴玉章与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一起，被尊称为“延安五老”。
1963年11月20日，吴本清探望自己叔祖吴玉章，离开前请吴老写几句话作留念。吴玉章就在他的日记本上题词，写了用于客厅的一副对联，上联是“创业难，守业更难，须知物力维艰，事事莫存虚体面”，下联是“居家易，治家不易，欲自我身作则，行行当立好规模”。写后吴玉章还解释说：“这虽是居家格言，但包含了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事事莫存虚体面，行行当立好规模”是吴玉章家风内容的高度概括。
吴玉章家风是他革命经历和贡献的凝练，他一生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时期，可谓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并且在多领域多方面为革命作出巨大贡献。他是教育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新中国教育的开拓者、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始人。1950年至1966年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同时还曾先后兼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等职。他一生务实严谨，一专多能，践行了自己提出的“事事莫存虚体面，行行当立好规模”的家风格言。
吴玉章的家风也深深影响了家人。女儿吴春兰走上了革命道路，加入共青团，积极投身土地革命，1933年牺牲;儿子吴震寰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30年入党，1938年学成回国从事水电建设;子孙辈中间很多都是不同领域的专家。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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